吴建民 我国杰出的外交家，年轻时就给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等职。他温文尔雅，素质修养极高，尤其善于交流沟通，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回国后，吴建民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培养了大批外交人才，著有《外交与国际关系—— 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交流学十四讲》及《在法国的外交生涯》等著作。
2011年12月21日，吴建民大使应邀来到我校，在下沙校区科技馆报告厅为我校师生作了题为“世界的变化和中国外交”的形势政策报告。这是他继2003年10月之后第二次到我校作国际形势报告，受到了我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中国正处在一个思考的年代，也有人说这是第三次“百家争鸣”。
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出现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出了很多大家和著作，把他们的著作跟同时期世界上一些名人作品相比较，你会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涌现的那些大家智慧非常超前。春秋战国，正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那时，大家在争鸣——中国向何处去？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很有尊严，孔子到地方去游说，与当权者讲自己的主张：你愿意留我做官，也好；你不愿意留我，自有留爷处。这里就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自由思考，我认为在学校更理应如此。
第二次“百家争鸣”发生在1845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炮舰轰开了，中国人醒来看世界发现自己大大落后，大家在争论——中国向何处去？外来的力量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时又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革命家，变革了一百多年，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场大革命才最终落幕。
现在的中国正经历第三次“百家争鸣”。我今天讲的是一家之言，怎么去看我说的对或不对呢？我们党有一个非常好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即用实践来检验真理。青年人一定要记住，不管是谁讲的，你们都要自己去思考，自己想办法做出判断。实践证明你对就是对的，实践证明你是错的，不管是谁讲的就都是错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思考的年代，青年人一定不能放弃思考。
今天我和大家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认识世界的重要性；第二个问题，世界的变化；第三个问题，今天中国的外交。
正确认识世界
从40年代到现在，凡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正确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方针也正确，中国就大大地进步；凡是我们对世界看错了的时候，我们国内的方针也出问题，更不用谈发展，这是我观察多年的印象，下面举几个例子。
1946年4月，中国革命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8月，蒋介石给毛主席接连发三个电报，约他去重庆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双十协议》，毛主席就回延安了。这个时候蒋介石没打仗，世界形势是美苏两极对峙。人们对世界形势看法很不一样，有人说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说美苏会妥协，还有人说他们妥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跟着妥协等等，这种言论在当时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也出现了很多争议。毛主席立即撰写了一篇《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文章，对三个问题做了明确回答：第一，现在不会再打世界大战；第二，美苏会妥协；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美苏妥协了中国怎么办？毛主席说世界人民的斗争不仅不应当停止，而且应当坚决继续下去。这个判断太重要了，为什么不能跟着他们妥协，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以苏联为首的，斯大林还在世，打败德国法西斯斯大林有很大功劳。但是斯大林有他的毛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国际共产主义非得跟着他的指挥棒跑。1946年4月，对这个国际形势做出的判断，经过事实证明是对的。因此，在新中国成立时，对国际形势判断对了，国内方针对了，中国也大大前进了。
但是，我们也有对形势判断错误的时候，结果也就制约了我们的发展。1958年底，当时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我在学习中央联合公报时读到这么一句话，“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1958年，我们对中央的这个文件是笃信不疑的。后来，1959年我大学毕业被外交部录用，在国外住了25年，美国10年，欧洲15年，接触的材料多了起来，再回想这句话，我才明白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其实，1958年正是他们大发展的时候。而我们国内那时在干什么，超英赶美，吃五年赶上英国；大跃进、大炼钢铁，七千万人上山炼钢铁，把锅都砸了，用生铁的锅来炼钢，所以炼钢炼出来的都是废渣。就是这样，世界看错了，国内的方针也错了，结果就严重制约了我们的发展。
20年后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访问日本，他想在三中全会之前考察一下西方发达国家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且他还想搞好中日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邓小平访问日本除了要举行政治会谈之外，还参观了日本的企业。他参观的第一个企业是日产尼桑汽车制造厂，邓小平一边看一边比较，比较日本1978年的劳动生产率和我们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厂——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劳动生产率，对比之下发现人家是我们的几十倍，邓小平由此感叹，“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现代化”。所以，他回来之后制定了新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看对了世界，中国的方针就对了，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发展成果也就都有目共睹了。
全球化使世界连成了一体。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孤立于世界之外是没有办法发展的。对于发展，胡锦涛总书记作了正确的结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孤立起来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的判断非常重要。希望今天的青年人也要有全球眼光，正确地认识世界。
世界的变化
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时代变了。二十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在战争与革命中度过的。1916年，列宁同志在党内做了一个论断，指出当时所生活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1916年开始的20世纪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一系列国家爆发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所以，列宁同志这个论断是对的。
在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反复讲过，“当今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解决。”小平讲话特点鲜明、言简意赅。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年代，世界的问题是战争与革命，而现在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变了，国际关系也变了。
推动时代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启示告诉我们，战争就是灾难。所以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起草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联合国的各国人民决心使后代免除战争的浩劫”；其次，核武器的出现制遏了战争的爆发。战争的目的是占领对方领土，统治对方人民，获取对方的资源，战争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大家都完蛋。但核武器出现以后，特别是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家制造和储存了大量核武器，这些核武器足以摧毁地球若干次。所以，冷战时期没有打所谓的大战，因为一旦开战，大家都完蛋，这是一种恐怖的平衡；再者，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加深。各国连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球化对战争毫无疑问也起到了一个制遏的作用。还有一点，我们的世界在变动，南北差距在拉大、世界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国际关系也发生着变化，这里的每一步都将推动时代的变化。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
什么新情况，时代变了就是最大的新情况；什么新问题，1984年距离1997年和1999年近了，香港与澳门回归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什么新办法，“一国两制”就是新办法。
1984年，我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碰上了外交部港澳办公室的同志，就聊起香港、澳门怎么回归的问题。他们告诉我，要香港、澳门回来很容易，不要说动兵了，就英国驻香港的几个大兵大概也不够解放军打，葡萄牙在澳门连兵都没有。只要采取一条措施，把香港、澳门所需要的淡水断了，他们就都得回来。但是这个时候，邓小平讲了几句话，让我们外交部的人听了之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他说：“我要回归的香港、澳门是保持繁荣稳定的香港、澳门，而不是贫困动荡的香港、澳门。”回来是回来了，但外国资本全撤走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天天上街游行，中央得像填无底洞一样往里填钱，这不是邓小平所设想的要保持繁荣稳定的香港、澳门。
中华民族在21 世纪初最大的收获是保持了我们的发展势头，这个势头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积累起来的，不能中断。保持发展的势头意味着必须保持对外合作的势头。如果合作的势头中断了，发展的势头也就中断了。我们发展得这么快的原因就是我们开放，我们与世界形成了一个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合作势头。当然有些人还在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挣的是血汗钱，大头被他们拿走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拿大头？”但是，发展是一步一步起来的，一下子能跑到高端去吗？不可能，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没有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发展不起来。
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谁举起和平的旗帜、发展的旗帜、合作的旗帜，谁就得民心，谁就能走向繁荣。21世纪第一个10年不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个10年里，美国人打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有什么好处？“911”事件10周年纪念那天，美国的记者跑来采访我说：“这10年你们发展得多快，我们这10年只顾着打仗了！”中美是交过手的，朝鲜战争打了个平手，最后美国人签字的时候很不愿意，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和错误的对象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今天的中国可不是这样，今天的美国也不用这样。中国人一旦举起了战争的旗帜，与国际合作的势头将会出现大问题。今天如果有纠纷，我们应当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战争不能解决问题。中国人不要轻易言战，不然就要丧失人心，遭到后代人的谴责。时代变了，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才行。
中国的外交
这里我谈两个问题：中国如何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以及中国的外交。
今天，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有人问，我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是因为政策好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这固然是我们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仅仅是政治，是人和的表现，还有两条要加上——天时和地利。
世界变了，这时的世界有了三大不同。第一，联合国宪章规定了“主权平等”。在过去，几个大国操纵世界，小国的命脉都掌握在大国的手里，没有主权平等。1945年，联合国宪章修订，经过中国人民的斗争、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主权平等”原则终于写进了联合国宪章；第二，今天的世界不同于旧世界，过去殖民大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赤裸裸地掠夺，而现在这种掠夺被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所取代；第三，全球化使得商品、资本、技术、人才四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中国开发国外的这些资源生产的商品走了出去，中国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所以，我们的大发展要感恩于世界的变化——这个“天时”。
今天的亚洲，是全球经济中最有活力、增长最快的地方。全球国际关系的重心也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亚洲的崛起，经过了战后五个浪潮：第一个崛起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发明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适合日本的国情，适合全球化的需要，所以战后日本第一个崛起，1968年日本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紧接着在60年代出现了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它们也遵循了这个模式，迅速发展了起来；第三个浪潮，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学习出口导向型模式，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第四个浪潮出现在中国。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融合出口导向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快速地加入到了亚洲国家崛起的大潮当中；第五个浪潮是印度的崛起。1991年，印度实行改革政策，带动了印度过去二十年经济平均每年大体上7%-8%的快速增长。这五个浪潮一个接一个推动了亚洲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大发展当然也要感恩于这个“地利”因素。
中国独立，加上中国有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再加上世界的变化和亚洲的崛起，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样才真正推动了中国的崛起，使得今天的中国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第二点，中国的外交。简单用三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大变化、外交大发展、政策大调整。世界大变化，时代得跟着变，这和我们党一直在讲的与时俱进不谋而合。世界变了，我们的政策也得跟着变，所以我们的政策得大调整。从共和国成立62年以来，我国的外交大致上可以分为两段，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前，外交政策的目标是求生权；改革开放后，目标是求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外交政策离不开求生权。为什么我们要参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西方想扼杀我们，美国想扼杀我们，我们为了生存，参加了社会主义阵营。但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成为我们主要的威胁，那时的外交政策又做出了调整，也是为了求生存。
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求发展。这个目标带来很多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后，外交的主导思想是求同。这一点，从中美关系上看，更容易理解。中美关系从邓小平到胡锦涛，都说中美之间有分歧有合作，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这就是求同。
我希望，今天中国的青年人，有志青年，既要爱祖国，也要爱人类，不能太狭隘，因为人类的利益已经连成了一体，光爱祖国不够了，要爱人类，关爱整个全人类。地球变小了，很多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需要大家一起解决。（根据录音整理，刊发时有所删节，未经本人审阅。整理：梁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