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三十年

来源：新闻网发布时间：2015-05-10浏览次数：513

雅湖讲堂

我们知道，讲未来是最不好讲的，因为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最害怕去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这个课题却非常重要。我以前在《中国改革三步走》中写过：中国改革三十年，先是走经济改革，现在走社会改革，以后走政治改革。我认为中国现在实现民主化还太早。有人提出：“你说民主化还太早，那你研究民主是不是也太早？”我说对未来的东西要有个把握，如果民主化真的来了，再去研究就来不及了。如果中国民主化不可避免，那么中国应该实行一个什么样的民主才是适合自己的，这是我们学者的研究课题，也是我们的一份社会责任。从社会科学领域的角度出发，如果你要看未来，就要在一个大历史背景中去看。如果你要看未来的三十年，就要看以前的三十年，甚至是以前的六十年是怎样的。

历史就是历史，要从大历史来看，对毛泽东做一个客观的评价。毛泽东时代天翻地覆的改造为后来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客观条件。

今天我们讲“一百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即2049年。从现在到2049年还有35年的时间，所以要研究就是未来三十年的事情。自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的架势可以看出，他们规划的至少是中国未来的三十多年的事情。

如果要讲未来30多年，那就先要从改革开放以后的35年发展进程来看，同时还要从新中国成立以后65年的发展进程来看。

毛泽东的三十年对中国非常重要。国内国外对毛泽东的评价颇有争议，我觉得应该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对毛泽东做一个客观的评价。把毛泽东神化或者只是批评，都对他不公平。历史就是历史，习总书记曾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之间不要相互否定，我非常支持。历史是事实，不能相互否定，更不能用主观的意识去相互否定。

新中国的成立产生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从清朝衰败以后，找不到一个政府形式、一个国家形式，是从军阀混战、抗战这样分裂的局面中走过来的。当然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也有搞经济建设。纵观毛泽东的整个时代，它的经济发展在50年代前面一个阶段是搞得非常好的。当然中国前面30年的人均GDP很低，就是后来邓小平所说的贫穷的社会主义，但是人均寿命、教育、基本的医疗有根本改观。在这点上，毛泽东是有非常大的功劳的。中国以前的传统体制就是皇帝统而不治、皇权不下乡，而毛泽东领导的体制是政府的权力第一次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来建设国家，这是很多国家做不到的事情。当然，后来他搞“文化大革命”犯了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功劳在哪里？中国人自己往往看不清楚。我很喜欢把中国与印度作比较，因为现在印度学西方的民主学得很好，我就想中国跟印度有什么不同。我的灵感来自新加坡前总统纳丹，他是新加坡印度裔，我问他：“你觉得中国和印度有什么不同？”他考虑得很简单，因为中国有共产党，印度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一个组织。我在想，一个政治组织为什么对国家有那么大的影响？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印度的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就搞不起来呢？如果你去印度看看，无论是传统的等级制度、家族制度、传统的社会结构，还是现在的那些民主法治，都在阻碍着市场经济在印度的发展。不可否认印度这几年发展很快，但真正发展起来的基本上只占印度人口的10%。再看印度现在的经济，所谓的现代工业经济只占30%，而传统部门的经济占70%。毛泽东时代对传统社会的改造扫清了市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障碍。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快的经济发展，跟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关。比如，如果中国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就很难征地。印度现在要征一块地，中国一个月就够的话，它要好几年。所以大家去看印度，基本上现在的经济就是外包，因为英文好，主要是IT、高科技这方面，大规模的工业化还没有开始。从人类历史上来看，经济要发展，首先要有大规模的工业化，而大规模的工业化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但是印度现在做不了。印度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组织，基本上是家族统治，印度的民主化也建立在他们的家族统治的基础上，印度现在的等级制度下，尽管由大家选票，基本上就是非常极少数人的民主。

第二就是工业扩张。因为为了战备经济，当时国际条件不好，中国就从以前的东南沿海的一些经济基础设施，到后来实施“三线”计划，扩张到全国各地。这是一般的市场经济推动不了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说一句话市场经济就发展起来了，需要很多的条件，而这些客观的条件都是毛泽东时代创造出来的。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反对市场经济、反对资本主义，他不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但是他觉得用西方的这种方式，永远不会赶上西方。他认为在落后国家搞经济发展，不能用西方的那套方式。这一点，我想大家如果重新去解读毛泽东的话，可以用另外的思路来看。

中国人喜欢跟美国人比较，不喜欢跟印度人比较。从1980年到现在，美国经历了五任总统，中国也经历了五任总书记，但是比较一下，中国从70年代末那么穷的一个国家，人均GDP不到500美金到今天的7500美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中国曾经是最穷的国家之一，到现在成为了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做了什么？五任总统中，里根总统做得最好，进行了一些改革，取得了一些巨大成就，但从老布什开始，美国除了海外战争之外，政府基本上没做什么事情。再比如说金砖国家，五个金砖国家，其他四个金砖国家GDP总体上加起来还不及中国一个。我们自己生活在中国不知道，但是从比较的角度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取得了一些成就。到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到日本的2倍。虽然中国的人均GDP低，但它不是一个负面因素，人均GDP低表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步，恰恰是中国政治上很多的创新、很多的改革。

改革开放这36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经济体制方面需要改进，但是大体的制度已经建立。是不是中国这36年的发展就是一个经济上的改革呢？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只是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政治上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改革呢？因为我是学政治学的，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36年的进步恰恰是中国政治上有很多的创新、很多的改革。我把它总结成几点。

第一是职位的限任制。宪法规定总书记、主席、总理和政治局常委等重要的领导岗位，只能任两届、十年。美国总统是八年两届，韩国则是五年一届。我觉得只有五年那什么也干不了，两届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再去看看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基本上就是因为没有限任制，总统无限连任下去，中亚、中东都是这样。政治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邓小平的功劳。

第二是年龄限制。中国的年龄限制非常严格，到了年龄就得退休。中国每年有几百万的干部退休，有几百万新的干部上去。这就是政治学里面所说的，更新非常快。

第三是贤能政治。这是个了不起的政治。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首先你要有教育背景，但对教育背景的要求我觉得要适当。政治是政治，教育精英不见得是政治精英。此外，工作经验很重要，你要有西部工作的经验，也要有东部工作的经验，有中央工作的经验，也要有地方工作的经验。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各方面的工作经验，就很难做好领导人。

第四是集体领导制度。集体领导体制有它的负面效应，但是积极的方面就是领导人互相制约，就是党内民主。

这些都是政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方向是对的，没有犯过大的错误。如果不考虑这些政治因素，很难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6年的伟大成就。当然也不是说现在中国模式是最好的，它也面临许多的问题。比如说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到最后就变成没人负责，因为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后谁负政治责任最最重要。再比如说，现在有些官员的腐败触目惊心，贪污的数量超出人们所能理解的底线。我想一个人能够贪污那么多钱的话，肯定是某些方面的制度出了问题。

当前改革的问题是，经济领域没有跟社会领域分开，简单把经济政策运用到社会领域。

当下，中国在现有体制下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们必须正视。今天我们看到了雾霾等，这些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来，简单的把经济政策运用到社会领域，导致该市场化的没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过度市场化，该合并的地方没有合并，不该合并的地方过度合并。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当时国际上主流的改革思想，像美国里根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国有企业抵制住了，但不幸地是它进入了像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这些社会领域。日本跟东亚四小龙，他们经济起飞以后大概30年时间，能把中产阶级做到很大。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中产阶级的数量，根据目前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大概是在30% 左右。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局面？因为你把社会都破坏掉了，我们很多的GDP都是通过破坏社会得到的。大家就说，你买了房子变成房奴了，生了小孩就变成孩奴。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社会基础，消费社会跟中产阶级基本上是同义词，所以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我们今天要对无产阶级重新理解、重新定义，无产阶级不是真正的无产，否则也不会提全面小康社会了。

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上两位数的高增长过去了。反腐的新制度正在形成，方向是法治。

以上是十八大以前产生的问题。十八大之后，我们进入“新常态”：首先，经济“新常态”。我们两位数的高增长已经成为历史，现在进入了中高速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从对外出口转向内需社会。

其次，政治“新常态”。一是权力的集中，以前是太多的分权制衡。二是顶层设计，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是通过顶层设计而来的。三是反腐败。

反腐败非常重要，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中央设计的很好，但是一到某些地方就被搞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那就不好了。群众运动非常有效，但是你要看到成本。

反腐败，先治标后治本，治本就是要建立反腐败的制度。比如，新加坡、香港，新加坡一个小小的反贪局，香港一个小小的廉政公署，同样是两个华人社会，为什么搞得很清廉，这跟多党制没关系。新加坡是长期一党独大，香港当年还是港英当局。反腐败的机构要集中，机构太多了，反而给腐败很多机会。反腐败的新制度正在形成，法治的方向是对的。

要把这些权利下放到改革者手里，允许试错。今天我们做减法比做加法更重要，清理过时的东西。

未来三十年怎么走？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已经产生了顶层设计，怎么将顶层设计变为实际？一、行政审批权真正的下放。改革的主体是地方政府、社会和企业，要把权力真正下放到改革者手中，要敢于让他们去试错。二、减法比加法更重要。改革就会触动现有的法律体系，所以要及时清理陈条旧法，加法之前要减法。三、探讨中国政治体制，中国要搞自己的宪政，能在中国这片土壤上运作的才是好宪法，中国应该搞“开放的一党制”。四、反腐败，反腐败的机构要集中，应该以中纪委为核心，把权力集中起来，中央直接领导地方纪委。五，不要犯一些颠覆性的错误。到2049年，我相信中国定将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整理：唐茂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