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一个名叫盛宗申的年轻人，踌躇满志地来到刚刚创立不久的杭州航空工业财经学校（我校前身），担任政治经济学和工业会计等课程的讲师；2019年，杭州航空工业财经学校历经60余载栉风沐雨，已华丽变身为今日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等专业也成为了国家特色专业和浙江省优势专业，此时的盛宗申，已到鲐背之年。作为学校元老，他陪伴学校走过了63个春秋，见证了学校向前跨越的每一步。在校任职时，他为学校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退休后，他亦不曾停歇，在企业中继续发光发热，并不断向报刊、杂志投稿，且著《随想录》20部，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专业知识分享与他人。88岁的他，现在仍一如过往时刻关注着学校的动态。在他眼里，杭电永远都是他看着学步、看着长大的孩子。
自古青年多才俊，唯有实干显担当
1932年，盛宗申出生在《醉翁亭记》中那个灵秀的滁州农村，1950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就读企业管理专业。当时复旦大学在邯郸路上，邻近五角场，四周都是稻田。他入学时，班上只有20多个同学，整个复旦也仅1000余名学生。盛宗申至今仍记得，他所在的那一届，整个学校只有4名学生入党，而他就是其中之一。在那时，入党的条件十分严格，需要进行详细的家庭成分调查。“能够加入共产主义的伟大队伍，是一件多么荣耀和值得自豪的事情！”他笑着回忆，当时只顾着乐了，入党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才知道，批准他入党之前，组织上居然到他滁州的老家“实地考察”去了。
大学毕业后，盛宗申被分配在北京航校任“工程制图”教研组长，参与全国中专学校教材《工程制图》的编制，这本教材后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量达三十余万册。三年后，盛宗申调入我校任教，自此，便和学校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1956年，当时学校刚创立不久，仅有两个专业——会计财务、统计计划，第一次招生800名，其中600名学会计财务，而盛宗申就是负责会计财务专业的教学，主讲“政治经济学”“工业会计”“时间定额”等课程。
“做企业管理，不是就在办公室里看看报表，整个产品从原料到生产、销售都要懂。”盛宗申说。盛宗申不是纸上谈兵的课程讲师，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将经济学、管理学知识运用防御实际的经济市场参与者。他先后担任学校附属工厂技术副厂长、厂长等职。“当时工厂主要做钻床，一年能做1000多台。厂里研制的激光刻槽机获得了全国科技大会科学进步奖，这是时代的进化，人类文明的昭示。”盛宗申解释，激光刻槽机主要是用来制作电阻的，用激光在电阻上刻槽，根据深浅、密度等来控制电阻值。这样一来，工厂一年能有60万收入。
“在上世纪60年代，工厂一年就能有60万元的利润，这在当时很不容易。”盛宗申说。
直到1992年退休前，盛宗申一直对学校的发展倾心尽力，贡献智慧。他就像一条活水之鱼，带活了学校和工厂的经济。学校亦像是一方养鱼之泽，使盛宗申在此如鱼得水。
老骥新志尚未迟，晚照夕阳满江红
1990年，盛宗申被认定为高级经济师，“当时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下海经商”的浪潮兴起，大批新企业涌入市场，已经成为高级经济师的盛宗申开始以顾问的身份，奔波于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新生企业中。他将退休后最最旺盛的精力投入到了这一股经济巨浪中，帮助多家企业构建能够抵御大浪冲袭的企业管理框架。
临近退休前，盛宗申曾接到一项任务，帮助上海卷烟厂、宁波卷烟厂和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合资项目。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在那时是海外实力强大的工司，著名的万宝路香烟就是他们生产的。和这样的大公司合作，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份压力。
当时上海卷烟厂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洽谈合作，因为场地不足，找到了宁波卷烟厂，要将合资项目放到宁波，但问题在于，对于宁波卷烟厂原有的会计核算方法，美国公司不认可。
“原来的方法比较粗放，就是这一个月我账面上进了多少，出了多少，减一减。”盛宗申说，但美国公司要求得很细，比如他需要生产一包烟从原料的产地、不同产地的支出、人员成本等各方面来计算。因此，盛宗申接到的任务就是制作一套新的财务制度。完成这套财务制度，双方才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在宁波卷烟厂开设一个专门的车间，用来生产合资品牌。
“在当时看来，企业管理方面美国却似比我们先进一些。细致的会计核算方式，能帮助企业及时调整战略。”盛宗申说，比如列明不同产地的烟叶，通过销售量就能了解到哪些产地的更受消费者青睐，就能由此调整采购比例。
从学校退休后，盛宗申仍为企业提供咨询，帮助他们解决难题。比如在嘉兴丝织一厂，盛宗申看财务账目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月费用高出2万元，但是当月的生产规模、生产人员、产品性能都没有变。仔细查看，发现问题出在水费上。
“当时嘉兴丝织一厂引进了喷气织机，水的消耗量确实很大，但是不会无端浮动这么大。”盛宗申每晚临睡前都会到厂里兜一圈，一次他发现一块水泥地，没有什么破损之处，但一直在渗水。马上组织工人来挖，一看，原因找到了，原来是自来水管破裂。
“我现在也不到工厂去了，所以关于具体企业管理方面的观点，我没有发言权。”盛宗申说，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从学术上来说，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不变的。企业管理主要是抓两头，一是企业研发，也就是说现在的创新，另一块就是销售，“大的原则是不会变的，无非是时代变化，渠道和方式发生了变化，比如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销售，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盛宗申的思想总是紧跟着时代，年龄的增长似乎只会使他的思想更深刻，而非让他日渐老去的身体落伍。思想上，盛老始终和这个时代并肩奔跑着。
几十年来，盛宗申在妻子朱保莉的协助下整理出了20本《随想录》。《随想录》不是“随便想想”，是盛宗申将自己毕生所学所懂的知识整理成册的智慧结晶，现已被浙江省图书馆馆藏。他一直积极地向新闻媒体、杂志、报刊投稿，甚至仍然向学校校报投稿，他的文章曾在《上海企业》《中国工商》《中外管理》《经济管理者》等20余种杂志上发表；在《亚太经济时报》《世界经济导报》《浙江日报》《企业家报》等10余种报刊上刊登。他是如此地孜孜不倦，把自己的内在掏出来、投出去。直到2003年，妻子朱保莉身体不佳，盛宗申才停止奔波，回到妻子的身边，一心一意地照顾她。
可堪天意怜幽草，道是人间重晚晴
盛宗申永远不会料到，一向健康开朗的妻子朱保莉会在全国各地的学生的簇拥下过完她的70大寿之后，忽然躺在了病床上。一查，先是肾癌，然后是骨癌，都是很痛很痛的病。
2005年，在坚强地与癌症病魔斗争了两年之后，盛宗申的爱妻朱保莉女士辞世而去。将妻子的骨灰葬在一棵香樟树下后，盛宗申看着俩人曾经的结婚信物——红绸缎，渐渐陷入了深思。
44年前，在他们的结婚典礼上，他和妻子各拉红绸缎的一头，请参加婚礼的人在上面签名。妻子病重时，盛宗申将红绸缎带到她面前，深情地呼喊：“你忘了红绸缎吗？你不是说过，我们要拉着它永不分离吗？”虽然妻子没有力气回答他，但这天她还是在日记本上写了两行字：“我的亲人，我说过，现在还是这么说。我们并没有分离——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我们俩在天堂再相遇吧……”
十余年来，他都是在这般回忆里度过的。保莉是那样坚强开朗的一个人，她在他文革时期被扣上“执行反动路线”的帽子批斗，万念俱灰，只想一死了之的时候，像个天使一样救了他；保莉是那样体贴能干的一个人，在他常常出差的时候，独自抚养两个女儿；保莉是那样温柔又宽容的一个人，她从不和性急的他叫板，总是幽默地说“你这是让我们的家庭生活多姿多彩啊！”；保莉是那样仁慈的一个人，作为老师，她待生如子，她的一名50多岁的学生竟然在保莉的病床前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妻子逝世前写了一封信，收件人有238位，而她的簿上能找到的联系人只有100多位，盛宗申就一个一个打电话，让他们互相转告，他还把保莉的信登在报纸上。现在，盛宗申还是一个人生活在他和妻子曾经一起住的房子里，虽然两个女儿非常孝顺，经常来照顾他，但他坚持不到女儿家里去，因为他觉得保莉还在这里，他要和保莉一起过一辈子，“少一天，一秒钟都不算一辈子。”
“有三样东西陪着我日夜不离，一个是保莉帮我整理、校对出版的20集《随想录》，一个是那块被眼泪浸湿过无数回的红绸缎，还有一个是谈恋爱时我从北京给保莉买的一根不锈钢表带。”盛宗申说。关于这根不锈钢表带，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当年轻时的盛宗申将这跟不锈钢表带郑重地递到朱保莉手里时，保莉笑着说，“人家送表你送表带，这么结实，是不是想拴我一生一世？”一句无意的话，恰巧成了一句真言，这根结结实实的不锈钢表带，结结实实地栓住了这两人一生一世。
那个年代的婚姻，大部分是媒妁之言，革命伴侣，爱情几乎就是奢侈品。然而盛老和妻子44年的婚姻，没有甜言蜜语，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山盟海誓，却用最平淡的方式诠释了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爱如磐石、情比金坚。
作为杭电的元老，耳顺之年蹈“下海”大潮的经济师，痴情的温和文人，盛宗申和杭电比肩走过63年，同看63年的春去秋来阴晴圆缺，他也从尽职尽责的年轻教师，变成干练的高级经济师、思想深刻的作家，最后成为了一位真正慈祥温柔的老者。盛老先生，我们敬候您的期颐大寿。（陈超 周佳睿）
自古青年多才俊，唯有实干显担当
1932年，盛宗申出生在《醉翁亭记》中那个灵秀的滁州农村，1950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就读企业管理专业。当时复旦大学在邯郸路上，邻近五角场，四周都是稻田。他入学时，班上只有20多个同学，整个复旦也仅1000余名学生。盛宗申至今仍记得，他所在的那一届，整个学校只有4名学生入党，而他就是其中之一。在那时，入党的条件十分严格，需要进行详细的家庭成分调查。“能够加入共产主义的伟大队伍，是一件多么荣耀和值得自豪的事情！”他笑着回忆，当时只顾着乐了，入党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才知道，批准他入党之前，组织上居然到他滁州的老家“实地考察”去了。
大学毕业后，盛宗申被分配在北京航校任“工程制图”教研组长，参与全国中专学校教材《工程制图》的编制，这本教材后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量达三十余万册。三年后，盛宗申调入我校任教，自此，便和学校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1956年，当时学校刚创立不久，仅有两个专业——会计财务、统计计划，第一次招生800名，其中600名学会计财务，而盛宗申就是负责会计财务专业的教学，主讲“政治经济学”“工业会计”“时间定额”等课程。
“做企业管理，不是就在办公室里看看报表，整个产品从原料到生产、销售都要懂。”盛宗申说。盛宗申不是纸上谈兵的课程讲师，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将经济学、管理学知识运用防御实际的经济市场参与者。他先后担任学校附属工厂技术副厂长、厂长等职。“当时工厂主要做钻床，一年能做1000多台。厂里研制的激光刻槽机获得了全国科技大会科学进步奖，这是时代的进化，人类文明的昭示。”盛宗申解释，激光刻槽机主要是用来制作电阻的，用激光在电阻上刻槽，根据深浅、密度等来控制电阻值。这样一来，工厂一年能有60万收入。
“在上世纪60年代，工厂一年就能有60万元的利润，这在当时很不容易。”盛宗申说。
直到1992年退休前，盛宗申一直对学校的发展倾心尽力，贡献智慧。他就像一条活水之鱼，带活了学校和工厂的经济。学校亦像是一方养鱼之泽，使盛宗申在此如鱼得水。
老骥新志尚未迟，晚照夕阳满江红
1990年，盛宗申被认定为高级经济师，“当时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下海经商”的浪潮兴起，大批新企业涌入市场，已经成为高级经济师的盛宗申开始以顾问的身份，奔波于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新生企业中。他将退休后最最旺盛的精力投入到了这一股经济巨浪中，帮助多家企业构建能够抵御大浪冲袭的企业管理框架。
临近退休前，盛宗申曾接到一项任务，帮助上海卷烟厂、宁波卷烟厂和美国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合资项目。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在那时是海外实力强大的工司，著名的万宝路香烟就是他们生产的。和这样的大公司合作，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份压力。
当时上海卷烟厂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洽谈合作，因为场地不足，找到了宁波卷烟厂，要将合资项目放到宁波，但问题在于，对于宁波卷烟厂原有的会计核算方法，美国公司不认可。
“原来的方法比较粗放，就是这一个月我账面上进了多少，出了多少，减一减。”盛宗申说，但美国公司要求得很细，比如他需要生产一包烟从原料的产地、不同产地的支出、人员成本等各方面来计算。因此，盛宗申接到的任务就是制作一套新的财务制度。完成这套财务制度，双方才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在宁波卷烟厂开设一个专门的车间，用来生产合资品牌。
“在当时看来，企业管理方面美国却似比我们先进一些。细致的会计核算方式，能帮助企业及时调整战略。”盛宗申说，比如列明不同产地的烟叶，通过销售量就能了解到哪些产地的更受消费者青睐，就能由此调整采购比例。
从学校退休后，盛宗申仍为企业提供咨询，帮助他们解决难题。比如在嘉兴丝织一厂，盛宗申看财务账目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月费用高出2万元，但是当月的生产规模、生产人员、产品性能都没有变。仔细查看，发现问题出在水费上。
“当时嘉兴丝织一厂引进了喷气织机，水的消耗量确实很大，但是不会无端浮动这么大。”盛宗申每晚临睡前都会到厂里兜一圈，一次他发现一块水泥地，没有什么破损之处，但一直在渗水。马上组织工人来挖，一看，原因找到了，原来是自来水管破裂。
“我现在也不到工厂去了，所以关于具体企业管理方面的观点，我没有发言权。”盛宗申说，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从学术上来说，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不变的。企业管理主要是抓两头，一是企业研发，也就是说现在的创新，另一块就是销售，“大的原则是不会变的，无非是时代变化，渠道和方式发生了变化，比如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销售，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盛宗申的思想总是紧跟着时代，年龄的增长似乎只会使他的思想更深刻，而非让他日渐老去的身体落伍。思想上，盛老始终和这个时代并肩奔跑着。
几十年来，盛宗申在妻子朱保莉的协助下整理出了20本《随想录》。《随想录》不是“随便想想”，是盛宗申将自己毕生所学所懂的知识整理成册的智慧结晶，现已被浙江省图书馆馆藏。他一直积极地向新闻媒体、杂志、报刊投稿，甚至仍然向学校校报投稿，他的文章曾在《上海企业》《中国工商》《中外管理》《经济管理者》等20余种杂志上发表；在《亚太经济时报》《世界经济导报》《浙江日报》《企业家报》等10余种报刊上刊登。他是如此地孜孜不倦，把自己的内在掏出来、投出去。直到2003年，妻子朱保莉身体不佳，盛宗申才停止奔波，回到妻子的身边，一心一意地照顾她。
可堪天意怜幽草，道是人间重晚晴
盛宗申永远不会料到，一向健康开朗的妻子朱保莉会在全国各地的学生的簇拥下过完她的70大寿之后，忽然躺在了病床上。一查，先是肾癌，然后是骨癌，都是很痛很痛的病。
2005年，在坚强地与癌症病魔斗争了两年之后，盛宗申的爱妻朱保莉女士辞世而去。将妻子的骨灰葬在一棵香樟树下后，盛宗申看着俩人曾经的结婚信物——红绸缎，渐渐陷入了深思。
44年前，在他们的结婚典礼上，他和妻子各拉红绸缎的一头，请参加婚礼的人在上面签名。妻子病重时，盛宗申将红绸缎带到她面前，深情地呼喊：“你忘了红绸缎吗？你不是说过，我们要拉着它永不分离吗？”虽然妻子没有力气回答他，但这天她还是在日记本上写了两行字：“我的亲人，我说过，现在还是这么说。我们并没有分离——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我们俩在天堂再相遇吧……”
十余年来，他都是在这般回忆里度过的。保莉是那样坚强开朗的一个人，她在他文革时期被扣上“执行反动路线”的帽子批斗，万念俱灰，只想一死了之的时候，像个天使一样救了他；保莉是那样体贴能干的一个人，在他常常出差的时候，独自抚养两个女儿；保莉是那样温柔又宽容的一个人，她从不和性急的他叫板，总是幽默地说“你这是让我们的家庭生活多姿多彩啊！”；保莉是那样仁慈的一个人，作为老师，她待生如子，她的一名50多岁的学生竟然在保莉的病床前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
妻子逝世前写了一封信，收件人有238位，而她的簿上能找到的联系人只有100多位，盛宗申就一个一个打电话，让他们互相转告，他还把保莉的信登在报纸上。现在，盛宗申还是一个人生活在他和妻子曾经一起住的房子里，虽然两个女儿非常孝顺，经常来照顾他，但他坚持不到女儿家里去，因为他觉得保莉还在这里，他要和保莉一起过一辈子，“少一天，一秒钟都不算一辈子。”
“有三样东西陪着我日夜不离，一个是保莉帮我整理、校对出版的20集《随想录》，一个是那块被眼泪浸湿过无数回的红绸缎，还有一个是谈恋爱时我从北京给保莉买的一根不锈钢表带。”盛宗申说。关于这根不锈钢表带，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当年轻时的盛宗申将这跟不锈钢表带郑重地递到朱保莉手里时，保莉笑着说，“人家送表你送表带，这么结实，是不是想拴我一生一世？”一句无意的话，恰巧成了一句真言，这根结结实实的不锈钢表带，结结实实地栓住了这两人一生一世。
那个年代的婚姻，大部分是媒妁之言，革命伴侣，爱情几乎就是奢侈品。然而盛老和妻子44年的婚姻，没有甜言蜜语，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山盟海誓，却用最平淡的方式诠释了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爱如磐石、情比金坚。
作为杭电的元老，耳顺之年蹈“下海”大潮的经济师，痴情的温和文人，盛宗申和杭电比肩走过63年，同看63年的春去秋来阴晴圆缺，他也从尽职尽责的年轻教师，变成干练的高级经济师、思想深刻的作家，最后成为了一位真正慈祥温柔的老者。盛老先生，我们敬候您的期颐大寿。（陈超 周佳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