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尼古劳斯•桑巴特的随笔集《海德堡的岁月》，是一种混合着猎奇与求知的体验。在这本书中，桑巴特描写了一个神秘的德国古城、一段离奇的岁月、一些左右当代思想史的大师以及抽象与具体交织的个人故事。由于桑巴特赶上了二战的尾声，作为德国人也算亲身经历了纳粹时期，却又很幸运地丝毫无损，并能在美国占领时期完成他的启蒙学习，获取一种世界的眼光，从而他能以一种比较公允的心态看待他热爱的海德堡和时代环境。
桑巴特用节奏松弛的文字论述了在海德堡学习生活期间陆续走进他视阈的大师们，而且能举重若轻、三言两语便勾勒出每一个大师的物质形象和精神形象，这种文笔风格和他轻慢的生活作风（他被称为自由作家，花花公子及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使他具有鲜明的非德国气质。只是，这一气质并非来源于他的血缘关系（由于桑巴特的母亲是罗马尼亚人，他并不具有纯正的德意志血统）。他的非德国气质来源于他本人的后天努力和持续思考。
桑巴特居然能如此坦然地将知识、政治、民族性等严肃的男性经典命题与性别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在他心目中无比珍贵的海德堡精神，除了具有世界史的、开放的、自由的文化批评和激情之外，还有一种弥足珍贵的特质便是“情色氛围”，在自由与放荡不羁中蔓延着爱欲，女性特质在海德堡是“个体生活方式中的建构要素及政治文化中的酵母。”
在论及卡尔•施密特时，他结合施密特作品的主题，从性别关系的角度揭示了纳粹精神的一个隐秘根源，他说：“一种所谓的抉择政治理论，正如字意所言，是强化男性抵抗女性的防御策略，不用说，这里指的是德国男人。德国男人在性上面无药可救、局促拘谨，却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雄风，展现自己未被女性克制及吞没——这一切都表现在一种过度紧张、有违自然、禁欲、敌视身体、英雄般视死如归的男性姿态中。”只要我们联想一下生硬的德语、希特勒声嘶力竭的演讲、纳粹军官僵硬冷酷的办事风格、纳粹士兵毫无条件的服从……从这些过分的举止上，我们的确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做作的男性化特征。桑巴特的这种另辟蹊径的视角显然比那些从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切入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虽然在论及中国读者非常陌生的维克多•冯•魏茨泽克时，桑巴特专门提到了魏茨泽克所推崇的弗洛伊德，并且对弗洛伊德表现出极大的敬意，但是桑巴特本人的性别观并不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上。他根据他的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立场以及个人的内心气质形成了他开放而有弹性的性别观。
如他所说，在这本当作自传来写的书中，“虚构与真实皆有”，桑巴特并不试图建立起生命的连续性和明确的发展路线，而只求所说和所写吻合，在一连串的人物与事件中，他本人的形象和生活出没其间，似真似幻。在描述自己的第一次情爱经历时，桑巴特以一种伤感的语调思考了性与爱情的问题。对他来说，在性中，感恩与审美共存，才能使身体与身体的相遇宛如一场仪式。由性而引发的思考是深远的，他自己既不认同两性关系是一种争斗，不认为男性是征服者、掠夺者，可是在他漫长一生的感遇中，他也隐约明白了女性悲剧的心理根源：“有的女性就是喜欢受苦……一种偏爱不幸的自然倾向，让她们无法抗拒，使她们卷入能够满足自身受虐的潜在需求的恋情中。”
两性之间的纠纷是一回事，而对爱情的追求则超出了两性的纠纷，具有一种普遍性，爱情植根于人类对永恒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不可能兑现为真实，因而爱情便成为一种面对死亡的整体性和终极要求。读到这里，我想起了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的与此类似的话，罗素说对爱情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悲悯是他个人生命的三个隐秘动力。也许，柔情、求知与慈悲三者并存，才真正符合一个思想家的基本形象，这个形象，是对德国哲学传统和男性传统的一次动作幅度轻柔的颠覆。
而德国哲学传统和男性传统恰好可以通过卡尔•施密特的僵化形象表现出来。桑巴特尖刻地指出：“善解人意，并织就命运之线的老妇、操持家务的妇女和年华正开的处女，这是三个他（卡尔•施密特，引者注）用来召唤母系氏族恐怖统治的幻象，并驯服以为自用的圣像。女性的恐怖仍是他（卡尔•施密特，引者注）一生的主导，是他（卡尔•施密特，引者注）自我认知的主轴。”对女性的恐怖成为卡尔•施密特反犹太主义的心理秘密，这一心理秘密不仅是卡尔•施密特个人所有的，也是为纳粹精神所有的。
也许正是因为致力于追求一个思想者的完整性，桑巴特才真诚地认可魏茨泽克的“整体医学”，所谓“整体医学”的核心观点是认为身体和灵魂、精神和肉体是统一的，人应该是一个整体。桑巴特将这一“整体医学”放在历史、社会与思想史的线索中来评价，指出“认知器官不是思维主体的意识，而是身体，性便理所当然成了主要功能。其间不是哲学思维，更遑论神学思维，也不是形上学的，而是社会学的思维。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认识论。”哲学在当代的没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从来没想到其原因如此简单：正是因为人们在认知上逐渐提升了肉体和感觉功能的地位，原先具有绝对权威和优先价值的精神及其理性功能地位下降，从而使依赖精神和理性的哲学思维被迫放弃其王者身份，连同没落的神学一起，屈身于社会学、历史人类学或者精神分析学。因此，“整体医学”作为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认识论，达到了尼采所向往而未能达到的超越——超越了德国观念论，这种观念论敌视肉体，并谋求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不过最后真正在“整体医学”上取得认知理论突破的还是弗洛伊德。
任何关于理想、自由和世界主义的表述都具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桑巴特的力量在于对这种理想主义的执著。他在文中以严肃的思考表达了自己对同时代人的爱憎、对自身的反省，“过去便是叙述者和其主体要穿透并唤醒的普遍之物。”具体的事件后延续着形而上的审视，个人的恩怨并不掩盖普遍性的价值，这决定了本书的写作不是一种游戏笔墨之作。
桑巴特强调，乌托邦一直是阻止世界毁灭的策略，在乌托邦的思想中，女性原则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基于暴力、镇压及排挤的父权社会秩序已经过时，应该被温和的、无暴力的、“母权”的社会秩序取代。不过，当他在书的结尾处，身体力行地将告别海德堡时的一次风流事件设置成一个女神为他的送行仪式，又未免使他的乌托邦理想抹上了一层庸俗色调，他的花花公子本性终于得以正式出场亮相，这多多少少损伤了他先前“虚构”出的那个完美的思想者形象。